尼克松借中苏冲突实施对华和解

    美国一直想利用中苏分歧，使其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较量中获利。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中国不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

    1960年代的中苏边界主要是19世纪中叶沙俄侵占中国土地，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形成的。苏联与中国于1924年签订协定，放弃了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不过，苏联政府当时并没有处理边界问题。直到1963年3月，中国首次公开提到了修正边界的问题。1964年2月25日，中苏在北京举行了边界问题的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969年3月2日，中苏于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主任乔治·丹尼于3月4日给国务卿罗杰斯写了一份情报简报，认为“（中苏）双方都可能引发事端”。丹尼指出，自1965年以来，苏联的兵力几乎翻了一番，苏联的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但“苏联不可能想（主动）攻击中国”。美国方面对当时中苏冲突实质的认识比较模糊，更倾向于中国“好战”“挑衅”的看法。然而，事实并不如丹尼预见的“近期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战斗”，相反，3月15日，在珍宝岛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

    6月13日，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署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研究分析处主任霍尔德里奇，与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官员林可夫举行了一次会晤，双方就中国和越南问题交换了看法。林可夫重弹苏联的老调，说存在着中国使用常规武器甚至核武器攻击苏联的威胁。霍尔德里奇则说，中国方面的说法恰恰相反，是苏联威胁对中国使用常规武器或核武器。

    当林可夫问霍尔德里奇是否认为中国将进攻苏联时，霍尔德里奇回答说，中国在战术上是防御性的，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态度是谨慎的，并且立场十分明确，那就是1966年2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主席时所讲的，中国不希望过早介入越南事务，因为有责任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林可夫问霍尔德里奇，美国打算与中国改善关系，是否意味着美中之间不再可能发生战争。霍尔德里奇回答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并没有消除，但是，与有7亿多人口的中国持续关系紧张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次会晤是1969年3月中苏冲突后，苏联首次试探美国对中苏冲突的态度。

    苏联积极探询美国的态度

    中苏之间边界冲突不断，1969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怀廷赶写了一份题为《中苏敌对及其对美国的启示》的长篇报告。

    1966—1969年间，苏联在靠近中苏边境地区的地面部队数量翻了一番，而且装备精良。怀廷分析，苏联这样做，可能的理由不外乎三种：进攻、干涉和防御。苏联显然找不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进攻理由，也不可能像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轻易地实行对中国的干涉，所以只能以防御作为理由，说中国对苏联的领土要求威胁到了苏联中亚和远东的国土安全。

    苏联为何要这样做？怀廷认为，当中苏分歧越来越大，苏联越发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核力量不断壮大，所以，苏联领导人迟早要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而中苏战争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则是双方都可能使用核武器。

    因此，怀廷建议美国要尽快确立它的目标：第一，不要让苏联进攻中国的事情发生；第二，阻止任何一方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第三，最大可能地使中国把苏联当成唯一的敌人。怀廷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迫切性的问题，即必须尽快与中国建立沟通的渠道。

    这年八九月间，苏联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探询如果苏联真的对中国实施攻击，美国会是什么态度。8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官员达维多夫与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负责北越问题的特别助理威廉·斯蒂尔曼会面，达维多夫突然问，如果苏联进攻中国并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怎么做。斯蒂尔曼回答说，美国一定会置身事外。这是苏联首次在正式外交场合试探美国对苏联攻击中国的态度。

    这时，关于中苏冲突的讨论已进入美国最高决策层。9月10日，罗杰斯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苏联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苏联对于中国问题正在作出抉择。9月18日，尼克松会见来访的法国外长舒曼，罗杰斯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都在座，他们谈到了如何看待中苏关系的问题。基辛格表示，美国要避免给人以站在苏联一边的印象。

    尼克松把中国看成世界五极之一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中苏冲突的反应出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包括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在内的传统的外交事务机构，对中苏冲突有很大反应，但对直接的外交决策影响有限；二是白宫系统中的基辛格班子，对中苏冲突没有作出强烈反应，却是真正有决策权力的机构。尼克松和基辛格已有共识，就是要撇开政府的官僚机构，由白宫直接进行外交决策。而打开中国的大门， 实现中美关系的突破，正是尼克松上台之前已经定下的目标。

    当选总统以后，尼克松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最紧迫的问题是结束越南战争，最棘手的问题是对付苏联的挑战。解决越南战争和对付苏联，是尼克松政府寻求与中国和解的现实需要。此外，尼克松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忧，那就是要在中国不受外界控制而真正崛起之前，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系统”，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孤立与衰弱只是暂时的。

    这在他1967年于《对外关系》上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有所表达，尼克松呼吁让中国“作为一个前进中的大国，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他把中国看成是世界五极之一。他反复强调，使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是危险的，因为10年之内，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到那个时候，美国将别无选择。所以他认为，美国必须与中国交往，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正是出于以上现实和长远的考虑，尼克松政府已经决心要在改善美中关系上有所建树。为了实施其外交战略，尼克松上台以后，立即从三个方面展开活动：一是由基辛格主持内部研究，为其政治决策提供依据；二是设法建立与中国联系的秘密渠道，以求直接接触；三是逐步放出政策气球，试探国内外的反应。

    可以说，中苏关系与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有密切联系的。自从19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美国就一直想利用中苏分歧，使美国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较量中获利。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为美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尼克松政府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摘编自《当代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