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抵万金”，是最焦灼的期待；“云中谁寄锦书来”，是最缱绻的思念……书信年代，鸿雁传情；种种关心，见字如面。许多来信，拆开信封，就是拆开了一份惊喜，或是一份希望。如今，书信岁月走远，但总有一封信承载着一段记忆，难以湮灭。
遭受水灾，学生汇来800元
讲述 周建群 71岁 来自 湖南新化
1996年9月，我突然收到一张来自北京的800元汇款单，感到很纳闷：并无亲朋在北京，谁会给我汇款呢？随之而来的一封信解开了这个谜团，原来是我曾经带教过的实习生莫红平寄来的。
1994年，我在县中医院任内科主任，医院来了一批实习生。他们是湖南省中医学院的学生，其中就有莫红平。莫红平虚心好学，待人热情有礼貌，很招人喜欢。我将所学知识，尽可能地传授于他。半年多的实习结束后，小莫和我保持有书信联系。
1996年7月，遭遇洪灾，小半个县城陷入一片汪洋。我家虽然住在二楼，但因地势较低，也遭受了灭顶之灾。由于洪水上涨速度太快，我们除了将电冰箱、电视机搬到三楼邻居家外，其他物品全部被洪水淹没。最令人痛心的是，我20年来购买的数百本医学书籍，全部因水浸泡而毁于一旦。
不久，我在信中，向小莫讲了水灾的事，但很久没收到回信。直到9月10日，我收到小莫的来信，得知他已离开长沙到北京工作去了。小莫在信中说：“惊悉变故……谨奉800元区区之资，可做购书之用，请勿辞谢。”取回汇款后，我不禁感慨万千。在当时，800元不是小数目，一个只带了半年多的实习生，对老师如此有情有义，令我十分感动。这封短短的来信，我一直保留着。
医院来信，妻子眼里闪光
讲述 田兰文 81岁 来自 河北邢台
1978年，妻子患上了肺结核，先是在县医院治疗，迟迟不见好转。于是，我陪同妻子到石家庄结核医院求医。经过治疗，半年多后，拍胸片显示结核已钙化，医生说不需再用药了。
然而，妻子停药后，仍感觉身体乏力，出虚汗。我们又到县医院拍胸片，医院告知：病没完全好，还需吃药。妻子的心情又沉重起来，我也很担忧。那时，正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期。妻子无力行走，需要躺在排子车上，我拉着走20多里路到火车站坐车去石家庄。最大的难题是，为给妻子看病，我们借遍了亲朋好友，再借钱就非常困难了。见我为难，妻子说：“你先给结核病医院写封信问问，如果医生来信确认没问题，咱就省得再跑一趟了。”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石家庄结核医院写了一封信，并把县医院拍的胸片和诊断证明随信寄去。我心想：“我一个农村穷老百姓和医生素不相识，就算医院接到信，谁会去翻找病例并回信呢？”没想到，医院还真给我回信了。医生在信里说：找出你妻子的病例档案，又结合你寄来的胸片，经我院医生会诊，确认你妻子的结核已痊愈，请相信我们的诊断。出虚汗和乏力是身体仍然虚弱的表现，身体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请不要着急……
读完信，我和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妻子的眼睛里闪着光亮，精神也好了许多。从那后，她果真慢慢恢复了健康。这封信对医院来说，也许是一件小事，但对于我家来说，真是一件大好事。在这里，我想借《快乐老人报》向医院说一声迟到的谢谢。
对象一番话，带来无限能量
讲述 李占忠 67岁 来自 辽宁阜新
1977年，我和一位姑娘恋爱了。我们是同届初中校友，1974年毕业。当时，她随姐姐一家支援“三线”，去了四川渡口（攀枝花）。我下乡插队两年，1976年回辽宁阜新，在一个国企上班。1977年，她的姐姐介绍我俩认识，鸿雁传书成了我们沟通交流的主要方式。有一天，我收到她的来信，其中一段话瞬间触动了我的心灵：“恋爱，是我们感情升华的过程，更应该成为相互成长上进的一种鞭策。你刚刚步入社会和参加工作，仅有高中文化是不能适应未来需要的，希望你不要虚度年华，一定坚持学习文化，尽早获取更高的学历……我全力以赴支持你，加油吧。”
这封信，我反复看了几遍，感觉吸收到了无限的能量。过了一周，她给我寄来高中全套课本，更加增强了我努力学习的信心。打那后，我一边工作一边刻苦学习。一年多后，我考上了电大新闻专业。
我俩1980年结婚。40多年过去，每当想起爱人当年来信鼓励我学习的事，我仍心潮澎湃。
播音艺术家葛兰虚心回信
讲述 黄贵宁 64岁 来自 广西南宁
1983年，我在广西合山市东矿高中教英语。4月初的一天，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我听到著名播音艺术家葛兰在播音：“学习张海迪同志的不怕困难，坚强奋斗的革命精神。” 她把“困难”的“难”读成第四声。我觉得她读得不准，在当晚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重播时录音确认。
当晚我给葛兰老师写信，在赞扬她的播音是广大教师学习的标准音的同时，我斗胆和她商榷此事。信寄出后，我很忐忑。我认为葛兰是大腕，不会给我这个普通听众回信。不料，葛兰在4月15日给我回信了。她在信中说：“您的信已收到……电台的每一个读音影响都很大，这将引起我们今后的注意。关于‘困难’的难字读音，我们是按照现代汉语词典593页困难的难读第一声轻音。”收到信后，我确认葛兰在节目中确实读错了，马上给她写了第二封信，指出：“您把‘困难’的‘难’读成第四声，我有录音。”经过了一段时间等待，我收到葛兰在11月5日写的回信。她在信中说：“请原谅现在才给您复信，谢谢您再次来信对读音的指正。以后在工作中注意改正。望经常联系，对我们的工作不断提出意见和要求。”
葛兰在百忙中给一个普通听众回信，她的虚心和敬业精神让我深感敬意。这两封信，是书信年代中特别让我难忘的来信。
短发言
1971年底，我又收到一封父亲的来信。这次，父亲一反昔日话不多说、言语干脆的行事风格，像是在与我长谈，又像是交代后事……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给我写信。这是父亲在肝癌晚期忍痛提笔，最后一次对我谆谆教诲。此后不过一年，父亲驾鹤西去。我因在偏僻的山乡插队，信息闭塞，路途遥远，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这封长信，我一直保留着，直至今日“见字如面”。（湖南长沙 毕政 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