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中共两次致信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从英美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援助，决定加快实行联苏制日方针。为了在国际上联苏，在国内就要摆出联共的姿态。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奉蒋介石之命，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会晤，开辟了国共两党会谈的渠道。中共“抗日反蒋”的方针也随之变化。

    毛泽东提“逼蒋抗日”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作报告，他说：“‘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8月26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我们的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

    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提：“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的目标下逼蒋抗日。”

    由上可知，毛泽东的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的方针，早于张学良、杨虎城。

    第一次致信蒋介石

    红军说到做到，在与国民党军的接触中尽量避免武装冲突。然而，蒋介石在1936年9月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解决“两广事变”后，欲以同样的手段解决西北问题。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他以为这是彻底解决中共武装力量的最好时机。为此，蒋介石准备集中嫡系与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万人，合力“围歼”红军。10月22日，蒋介石到西安亲自“督剿”红军。

    10月26日，毛泽东与45名红军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杨虎城等。信中说：“全中国人民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

    这是毛泽东等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信中“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表示不论是国民党“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

    第二次致信蒋介石

    1936年11月，代表国共双方在上海谈判的陈立夫和潘汉年，在谈到红军改编问题时，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改变此前承诺，完全是收编的架势。最终，双方不欢而散。即便如此，毛泽东对“国共合作，逼蒋抗日”仍然寄予希望。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利用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与红军联合的变化，逼蒋介石走到与我们联合。”

    红军主力摆脱“围剿”后，于11月21日发起山城堡战役，给国民党军一次沉重打击。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联名再次致信蒋介石，批评蒋介石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说：“当前大计是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前线。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

    然而，蒋介石对中共的两封信置若罔闻，继续调集大军“围剿”红军。12月初，蒋介石亲率众多军政大员来到西安，全力部署和动员新的“围剿”。张学良、杨虎城苦谏不成，在毛泽东等给蒋介石第二封信发出11天后，武力扣押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摘编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