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高调送还张学良财产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随即占领沈阳城，进而公然抢夺各机关及要人的财物。其中张学良的财产尤为引人注目。

    日军公开送还张学良的财产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次日清晨，日军进入沈阳城，随即开始抢夺要人的财物。据时在沈阳的东北军参谋长报告：日军一排约三十余，由小西门入城，由指挥者抄搜帅府及边防军公署。向当局者各私邸，施行严密搜查，将贵重物品，席卷一空。

    1931年10月8日，天津、沈阳的三家报纸同时报道了张学良财产将运往北平的消息。其中《盛京时报》的报道甚详：滞留平中之张学良，自事变后，关于沈垣自己财产，甚为悬念，乃派人来沈，恳请日军司令官，允许将其家具等物，运往北平，日司令官因思旧谊，准如所请，现由国际运输公司，赶装捆包，日内即往平交予。

    报道中所称“旧谊”，指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张家的情谊。日本军部一些将领认为本庄繁“同张作霖好得过分”。张学良也亲口证实：“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

    为免不良影响，当日张学良亲自出面辟谣：“沈阳事变之后，国破家亡，何惜私产，日方捏造事实，含血喷人，其所以毁余个人者，可谓无微不至。”

    当时舆论对张学良的不抵抗甚为痛恨，因而对财产一事遂不加分辨地表示不满。10月8日，天津的失意政客白坚武写道：“报载张学良与日人商洽运回辽宁私财，可谓全无公义，丧尽华人面目，真二三十年来未见未闻之事也。”

    或许承受了较大压力，1931年10月21日张学良再次澄清道：“本人从未向本庄索回私人财产，如日方果送来，亦当拒绝，以明心迹。”同日，日方通知张学良，谓“已有物件数百箱运至塘沽切请派员接收”。张学良当面拒绝接受。张对此印象深刻：“本庄繁把我所有家产（装）两列火车给我送去了”，“我当时就回应他，他这等于污辱我”。

    张学良不断辟谣断然拒绝

    张学良有拒绝接受财产的气魄，但直到晚年还有些心疼，日本“夺了我的财产”“我那画都很值钱呀”。事实上，张学良在财产问题上有些矛盾。一方面，他不得不顾忌社会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其眷属并不赞成他的做法。因此张学良的眷属便出场了。据《本庄日记》记载：10月4日，“张学良夫人委托池田正贤医生来希望领取物品，遂决定将帅府的财产全部送还”。10月13日，本庄繁又记道：“大津吉之助氏受五太太等人委托来说明行李等事。”张学良与女眷们并非没有演双簧的可能，但日方众目睽睽之下送还，张学良反而不能接受了。

    送还之举似乎反映了本庄繁与张家的情谊。但本庄繁在财产问题上也并非感情用事。他虽以旧谊为名，却极易使张学良陷入更为不利的境地。竹下中佐在回答国联调查团的询问时就称此举“经过本庄将军的特殊考虑”。

    更像一场事先设计好的阴谋

    张学良的财产事后并未被送回沈阳。据关东军司令部情报参谋片仓衷回忆：“可能是在战乱中丢失了，至今去向不明。”1932年1月18日的《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记录：永津中佐似企图同天津军谋略两断，拥立张作相、张宗昌，以期京津政权之安定，让张学良下野，其私有财产予以保护，并发裁军费银100万元。虽然未能实现，但财产的诱饵作用却十分明显。

    1933年8月1日，张学良的部分财产在沈阳被拍卖，这应当是没有运到天津的部分。而留在天津的部分也被拍卖，其后用作日军的侵略经费。1934年4月26日，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童耀华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上说“日寇于今春在津组暗杀团，其款则取之于在沈阳没收张学良家产拍卖之费”。

    从往来函电、舆论宣传到大张旗鼓的送还，张学良财产送还事件的前前后后更像是一场事先设计好的阴谋，抹黑、诋毁张是日方的主要目的。张学良窥破本庄繁的诡计，应对较为得体。

    作为主要当事人的本庄繁和张学良直到晚年对彼此仍有复杂的感情。本庄繁在日本战败后流露出对张学良的怀念：“假若当时学良将军身在满洲，纵然不能防事变之爆发于未然，也不致使事变如此扩大化，或许反倒会转祸为福……”张学良也有类似表示：“我很想念本庄……提到本庄，我便抑压不住悲伤的心情。”时过境迁，两人似乎有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味道。（摘编自《社会科学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