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不动香港”战略背后的中英“默契”

    关于香港问题的历史研究领域中，一直有一个“热点”课题和话题，那就是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对香港问题维持“暂时不动”。

    潘汉年和廖承志最早提建议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内对于香港问题最早提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具体建议的是“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和廖承志。潘汉年向中央建议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唯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

    廖承志向中央建议说：“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急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意见非常赞赏。

    英国主动搁置“杨慕琦计划”

    英国最关心的是保护在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在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已经明朗化的情况下，英国没有跟美国亦步亦趋，采取拒不承认和经济封锁的极端政策，而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关系”。他们认为：“拒不承认一个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不仅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而且还会对西方在华利益的保护造成严重的实际困难。”

    英国也绝对不愿意失去苦心经营了一百年的香港。他们得出结论：“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尽早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英国在华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必须无条件而且不惜任何代价与在很大程度上尚很陌生的中国进行贸易”。因此，英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为了避免刺激中国提早收回香港，还主动搁置了已经设计完成的让香港逐步走向“地方自治”的所谓“杨慕琦计划”。这样，中英两国灵活地处理香港问题的合作契机就凸现出来了。

    中央始终保持冷静和谨慎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始终保持冷静和谨慎，坚持只要暂时维持现状对新中国还有用、有利，只要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去触及它。

    1959年，毛泽东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少数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急躁情绪，耐心地解释：“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

    1963年，中苏论战正酣，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责难中国人民在香港、澳门问题上的正确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对外阐释新中国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基本原则：“老实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时隔不久，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再次就新中国对于香港问题的态度发表意见：“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

    直到1972年中英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认为“改变”或“放弃”对于香港问题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之特殊政策的“适当时机”仍然没有出现。（摘编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