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笔辛苦赚取的工资，都藏着奋斗的印记与生活的热望。而第一次领工资，最难忘怀。因为，它往往标记着人生的分水岭——从工地深夜到冰冷车间，从十年期盼到全家指望，那微薄却滚烫的数目，凝聚着所有青春的汗水与命运的转折。它不仅是生计的回报，更是成人的勋章，在匮乏岁月里，为无数个家庭点亮了第一束笃实的光。
关上门，在床上打着滚哽咽
讲述 刘雅廷 80岁
来自 河北滦南
1968年8月，我作为回乡知青在公社中学当了民办教师，所在生产队每天记9分工（每个整工年终结算才3—4角钱），县财政每月补助7元钱，这就是我的薪酬待遇。四口之家寅吃卯粮，日子拮据。我做梦都希望转为公办教师。
1977年暑假，在民办代课教师转公办考试中，我以较好成绩被择优录取。秋季开学，某天放晚学后，会计王振才笑眯眯地向我招手。我问：“啥事？”王会计说：“好事。”我随他走进后勤室，迎接我的是一阵掌声、一片笑脸，满满的仪式感。原来，是在这里等着领工资的同事们向我祝贺。我结束了10年来每月趁没人时领取7元补贴的窘相和卑微，面对38.5元的“巨额”工资，我的心突突跳，签字的手不停地颤……回到宿舍，我关上门，躺到床上，打着滚哽咽不止。十年漫漫磨一剑，岁近不惑，终如愿，内心是多么感慨！在我的生命旅程，有太多难以忘怀的第一次，然而，哪一次都不能与这第一次领工资相比拟！
有了钱，我就有了底气，给老师们买喜糖喜烟，给班上的“三好学生”买笔记本，给妻子买了一副银手镯，给上小学的女儿买了个新书包，还给老岳父买了一坛老酒。此外，我还去给英年早逝的父母上坟，烧了纸钱，告慰他们。
穷日子熬到头，母女去照相
讲述 岳惠玲 83岁 来自 北京
从戏校毕业参加工作，我第一次领到工资时非常激动。心想：穷日子熬到头了，终于看到了幸福生活的曙光。
我出生不久，父亲被日本鬼子毒打致死。母亲是家庭妇女，无依无靠，为了养活4个儿女，她求人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累得直不起腰来。尽管这样，一家人连窝窝头都吃不起，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1953年，我这个穷孩子得到政府照顾，才有机会上戏校读书。不料，学习中我得了一场大病。母亲返回老家把祖屋卖了，这才有钱给我治病，让我重返戏校。
在校学习8年后，我参加工作了。第一次拿到的工资是32元，我数了又数，感到沉甸甸的。为了和母亲同享喜悦，我捂紧口袋，快步回到家里，恭恭敬敬地悉数将钱交给母亲。看得出，母亲接钱后有些激动，脸上浮出了难得一见的微笑。
那天，单位组织观看豫剧《朝阳沟》，剧中银环回家探望母亲时，我见她家靠窗置有母女合影的相框，内心大有触动。心想：这些年来，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生活困难，哪有钱照相啊！如今，我挣钱了，应该赶紧同母亲一起照个合影，留个纪念。于是，回家后，我立即陪母亲去照相馆，按银环娘儿俩照相的样子，照了一张合影。
攥着17元，仿佛攥着珍宝
讲述 胡萍 71岁 来自 辽宁铁岭
1972年1月20日，领到人生第一份工资的情形，如昨日般清晰。
那年我17岁，刚进工厂不久，跟着师傅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学手艺。1月中旬，车间里的铁件带着凉意，我们搓着冻红的手，专注地忙活着。突然，门外传来一声高喊：“发工资咯！”瞬间，车间里的机器声似乎都弱了几分，工人们纷纷停下手里的活，陆陆续续往财务室走去。
我愣在原地，心里又慌又乱，压根没敢想自己也能和师傅们一样拿薪水了。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傻站着干啥？走，咱俩领工资去。”跟着师傅的脚步，我的心跳越来越快，手脚都有些不听使唤。
财务室里人声鼎沸，弥漫着淡淡的墨水味。会计核对完名字，指着工资表上的签名处让我签字。我接过笔，手指竟控制不住地颤抖，一笔一画写得格外用力，生怕写得不端正。当会计把一个薄薄的牛皮纸工资袋递到我手里，我感觉血液一下子涌到脸上，脸颊发烫。我紧紧攥着工资袋，虽然只有17元，但仿佛攥着全世界的珍宝。回到家后，我把工资全部交给妈妈。妈妈喃喃地说：“我的闺女长大了，可以赚钱养家了。”
知青变工人，再累也欣喜
讲述 毕政 75岁 来自 湖南长沙
1970年12月，我正在农村插队，被招工到了一个水电站。当时，水电站正处于基建阶段，提出的口号是在来年丰水期前（只有半年时间）要力争大坝合龙，确保在来年国庆节前第一期工程竣工，第一期工程1、2号水轮发电机组顺利发电。可想而知，当时的任务是多么紧急、繁重。
作为头一批应招报到的18名青年工人，我们以工地为家，立即投入紧张的施工中。不分白天黑夜，皆为三班倒，几乎每天都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也分不出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好不容易，我们到工地安家的头一个月过去了，主管领导通知我们到财务室领工资。我们三五成群来到财务室——一座苗家吊脚小楼，心中充满着自豪与喜悦。小楼的木楼梯咿呀作响，仿佛是在向我们表示祝贺。
告别农村，第一次领工资，我只领到了20元。然而，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把5元寄回家中，留5元作为日常生活学习所需，其余10元留做生活费。在去20里外的县城寄钱时，我花了5角钱理发，还吃了一顿饭——油渣炒青椒，算作人生重大转折的庆祝。
干最脏最苦的活，心里满满当当
讲述 冯燮 58岁 来自 陕西西安
1987年，我高考失利，回农村务农。三年后，即1990年冬天，遇上招工，我进城当了一名合同工。收到录用通知那天，母亲在灶房切着菜，背对着我，肩膀微微抽动——她终于看到我跳出农门了。
在制药厂灰扑扑的厂房里，空气中永远飘着药水的味道。我在厂里干最脏最苦的配料工作，不但脏苦，而且所用原料对人还有一定的伤害——黑色粉末落在皮肤上，不出两天就会让人脱一层皮，又痒又扎，很难受。可以说，几乎没人愿意干这个活。然而，我从小吃惯了苦，况且又有多年务农兼干建筑活的基础，也就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第一个月，我手上磨出了七八个水泡，工作服总是沾着洗不掉的黑色污渍。但每天下班，我的心里都满满当当——我终于也是个能创造价值的人了。
第一次领工资的那个傍晚，会计从铁皮柜里数出纸币，递到我手上。我把手在工作服上擦了又擦，才郑重地接过来，手不停抖动，眼睛湿润润的。我揣着这80元钱，在城里转了很久。最后，我停在副食品商店前，用1.2元钱称了半斤母亲最爱吃的鸡蛋糕，又花2.8元买了一条大哥最喜欢抽但又舍不得抽的“大雁塔”香烟。
当我把剩余的工资掏出来，放在桌上时，母亲愣了一下，说：“你自己留着，买件新衣服，买些有用的书。”推让间，我看见她眼眶红了，却笑着。那天晚上，我们吃了一顿有红烧肉的晚饭，像过节一样隆重。
短发言
1986年11月，我从冀南农村应征入伍。我深知，作为农村出来的青年，只有好好干才有前程。4年军营生活，我当过饲养员、副班长、班长。1989年6月，在随部队执行任务中，我立二等功一次。1990年3月，我从部队退伍，当年10月被安置到县邮电局工作。1991年“五一”过后，我正式上班，成为一名投递员。1991年5月中旬，在县邮电局领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资——87.5元，感觉自己非常富有。（河北大名 王金海 5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