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庐山讲演稿的真相

    1937年7月的庐山谈话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著名会议，蒋介石在谈话会上做了一个重要讲演，“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说，很快成为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抗战名言”。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是，大家所熟知的蒋介石庐山谈话会讲演稿，其实并不是蒋介石在谈话会上的讲演，而是因当时的形势所迫，由一份《告民众书》于事后“冒名”顶替的。真正的庐山谈话会讲演稿，并没有公开发表。

    庐山谈话会一再延期

    庐山谈话会早在1937年6月初就开始筹备。目的是通过邀请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分批赴庐山座谈，就国家大计交换意见，以表示国民党“团结各方共赴国难”的态度。

    七七事变的爆发，将民族危机推向空前，会议主题一变而为建立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问题。被邀参加谈话会的计有：青年党、国社党、乡村建设派、职教社、救国会等党派团体的代表及学者名流，国民党的一部分党政要人也参加了座谈。原准备邀请中共代表与会，后改为在谈话会期间，由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就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举行秘密会谈。第一期谈话会原定7月6日在庐山召开，后因部分代表不能按时与会，故一再延期，至7月16日才在牯岭图书馆正式举行，到会代表计160多人。

    陈布雷拟了两篇讲稿

    据陈布雷日记所载，陈上庐山之后，共承命为蒋介石起草了两篇讲稿。

    第一篇讲稿，于7月11日承命，15日基本敲定。陈布雷在17日的日记中记载：“4时自诚携来委员长在谈话会演词请校阅，匆匆阅定交还之。”自诚是指侍从室的速记员萧自诚。蒋的个性是，每次拿到别人为他起草的讲演稿，并不喜欢在会上照本宣科，而是按自己的理解和兴致，讲演时每有增删之处，甚至离开原稿自己讲一通。故蒋每次讲演，仍须由速记员当场记录下来，然后交陈布雷校核改正一遍，始允许正式定稿付印。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推测，这里所说的“委员长在谈话会演词”，大抵就是陈布雷起草的第一篇讲演稿，也是蒋介石在7月17日庐山谈话会上的真正演讲稿。

    第二篇讲稿，于7月16日承命。陈布雷记述：这一天下午4时，“往官邸谒委员长，承商要事，命将讲稿（18日用）即拟概略送核。……7时30分又电召往谈，交拟《告民众书》，口授大意由夫人共记之”。这一篇讲稿说得很清楚：备用于7月18日。几乎在这同时，蒋还交拟了一份《告民众书》。由于有蒋夫人参加记录，可见这份《告民众书》要用英文稿正式向国际上发表。据陈布雷说：“归后心绪烦乱之至，以时迫神疲，且两稿叠写，直觉手足无措。”最后决定，先写《告民众书》，但直至深夜2时半，《告民众书》仅写成两段，即不能再续，只得上床睡觉，一夜未眠。

    《告民众书》“冒名”顶替

    17日，陈布雷于6时即起，从上午7时苦干到下午3时，突击了8个小时，差不多把自己的脑子都掏空了，第二篇讲稿终于脱稿。但是，蒋介石对《告民众书》也要得很急，他知道陈布雷赶不出来了，于是改交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代拟。当晚7时，程沧波将《告民众书》草就，交陈修改。此时，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周佛海亦赶来，会同斟酌。当晚8时，陈、程、周将《告民众书》改定，随即送蒋核定。

    18日下午3时，陈布雷本来准备将《告民众书》发出，但复看之后，“终觉应郑重斟酌”。下午5时，蒋召陈到牯岭路12号官邸，会同汪精卫、张群、熊式辉等人，再次对《告民众书》内容进行润色。随后，陈布雷往见蒋夫人，校阅《告民众书》的英文译稿。晚7时，蒋命对《告民众书》再作补充修改。修改将毕，主持对日交涉的张群请求缓发。蒋表示不同意，坚持要立即发表。折中的结果，蒋同意推迟一日发表，并指示将《告民众书》改为在庐山谈话会上的讲演形式，以减缓对日方的刺激。

    19日，陈布雷起床之后，先将拟定的《告民众书》改为蒋在庐山谈话会上的讲演稿。经蒋核定，晚7时正式发表。从此，这份《告民众书》以蒋介石的“庐山谈话”而著称于世。（摘编自《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