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研究所红色特工立奇功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个与中统、军统鼎足而三的情报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但成立较晚，为期也短，又专事情报搜集和分析，不承担办案、缉捕、侦讯等，一直鲜为人知。其职员中还有不少“红色特工”，就人数而言，所占比重不小。

    中共党员获蒋百里推荐入职

    1936年11月，蒋介石指定时任驻日大使馆参事王芃生筹组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任命为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王芃生借交通部次长之职出访东南亚，并在各地设置情报网点。王芃生途经香港时，恰逢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在，二人同属对日主战派，时有交往，彼此信任。得知王芃生正在物色人才，蒋百里当即向他转荐徐明诚。于是，徐获任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港情报员。

    徐明诚出生于江苏宜兴，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介绍给王芃生时，徐明诚正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从事情报活动，其妻潘丽华是潘汉年的堂妹，是宜兴首位女共产党员。

    据潘丽华晚年透露，王芃生一开始就知道徐明诚的政治身份，但不拘党派用人才。作为军委会辖下情报机构的外勤人员，徐明诚一旦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既报送重庆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也交给潘汉年在香港组建的华南情报局，转报延安的中央社会部。1941年10月下旬，徐明诚偶然获知韩国人申献民有日本高层决定南进扩大战争的信息，与对方三度晤谈确认属实，立即分别报送潘汉年和王芃生，使双方高层预先知晓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部署和计划，及时应对抗日战争中期这一重大变局。

    在高官宅邸进出自如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际问题研究所随政府从南京西迁汉口，王芃生有次与胞弟王大千、族弟王大彤和王亚文（本名王大安）聚谈时问王亚文：“你们那里大革命时期有个被通缉的共产党人，出走外面多年，还活着吗？”王亚文不动声色地回答：“那个参加共产党的族中兄弟，人家传说早就死了。”王芃生不知道，他打听的那个曾被通缉的共产党人，正是王亚文本人。

    1939年6月，王亚文获中共南方局通知赶赴重庆，得知因舅舅陶广、族兄王芃生等的关系，组织上要求他开展情报、统战工作。王亚文找王芃生求职，通过考试入职国际问题研究所任中校编译员。从此，他常与王芃生交流，成为“中共与王芃生半公开的联系人”，后来升任少将指导研究员。凭借这个身份，王亚文不仅可以接触所里的各种情报资料，还在将领、高官宅邸进出自如，获悉不少军政内幕。

    1945年8月，蒋介石再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抗战胜利后的国事，中共高层担忧是鸿门宴，希望王亚文设法摸清蒋介石的意图。王亚文面见几位高官无果，便借同乡友人、重庆卫戍副司令刘戡的关系，临时住进刘宅。一天，刘戡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命他和唐纵商量保证毛泽东安全的措施。王亚文听到电话内容后及时上报，立下奇功。

    多人荣膺国民党勋章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红色特工远不止一二人。

    日本留学归来著书立说的李剑华，正是王芃生需求的人才，1939年也为该所工作。这年4月，王芃生派他到已沦陷的宜昌搜集情报，他和妻子胡绣枫征得周恩来同意后联袂前往，至第二年9月才回重庆。

    与此同时，组织上拟派胡绣枫潜入上海，凭借与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夫妇的旧谊对其策反，但因她随李剑华同赴宜昌无法抽身，才改派本名胡寿楣的其姐关露承担这项使命。

    抗战胜利后，王芃生于1945年12月30日呈报《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请勋名册》，所报人员均于翌年5月9日获颁胜利勋章。据知情人指出，名册所列38位内勤、外勤中，至少有8人是“红色特工”。他们是：研究专员吴戢光、沪杭区主任徐明诚、上海特组主任张锡钧、电台工程师李绳铭、情报员倪德光、联络员黄英、联络员张锡祺、秘书主任谢南光。若计入不在请勋名册上的该所其他秘密党员和进步职员，“红色特工”名单更长。

    如若王芃生未在1946年5月17日因病猝逝，其一手组建的这个情报机构得以存续而不被裁撤，这些“红色特工”会创造出更多情报战的奇迹。（摘编自《文史天地》《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