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的那些青年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学生走上街头呼吁抗日救国。鲜为人知的是，“一二·九”运动前夕，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内部曾有过意见分歧，这场后来载入史册的运动，一度险些夭折。

    斯诺以为运动是在他家发源的

    斯诺夫妇一直误以为，“一二·九”运动是在他们家的小客厅发源的。那时，埃德加·斯诺刚辞去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教席，为纽约《太阳报》担任自由投稿记者。燕大学生会的王汝梅、陈瀚伯等人常来他家交流。学生们苦闷无措时，斯诺夫妇帮忙联系宋庆龄，宋庆龄回信鼓励青年“要行动起来”。

    不过，真正让王汝梅等燕大同学行动起来的，是斯诺家里的两位新朋友：一位是北大数学系的俞启威，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黄敬；另一位是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在黄敬的主张下，进步学生决定争取言论自由。燕大同学起草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11月1日，平津10校联合签署的《宣言》发表，后来改名黄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汝梅评价说：“它是‘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的一颗信号弹。”

    11月24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6日，平津15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侵略。

    斯诺把往来于小客厅的爱国青年看作普通大学生，他有所不知，黄敬1932年在青岛大学物理系就读时已经秘密入党。而且“一二·九”运动已经酝酿了很久，地点是一所中学——女一中。

    北平临委内部曾发生意见分歧

    黄敬和姚依林彼时正在为同一个组织而忙碌——黄河水灾赈济会。赈济会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成立的，会址设在女一中，表面任务是募捐赈灾，暗线任务是联络各校爱国学生。

    1934年8月，中共北平市委被敌人破坏，至1935年初，全市党员不过十来个。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的王学明，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回到北平寻找党组织的彭涛、谷景生等，先后同中共河北省委取得联系。六七月间，河北省委决定成立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学明任书记，彭涛任宣传部长。

    夏秋时节，黄河泛滥，河南、山东的灾民纷纷逃来北平。北平临委随即在女一中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清华、燕大等十几个学校纷纷成立分会。风风火火的公开募捐活动，把那些被白色恐怖搞垮了学生组织的学校，重新聚了起来。1935年11月18日，完成赈灾工作的赈济会，就地转化成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这就是后来直接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学联。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学生们一天天被联络起来时，北平临委内部却发生了意见分歧，以至于“一二·九”运动险些夭折。

    《八一宣言》让学生们如获至宝

    当时，亲历北平市委大破坏的王学明认为，发动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是“右倾”，应该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而以彭涛为代表的另一方坚持，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双方各有支持者，一时之间，北平临委分裂了，竟连开会都开不起来。就在两种意见相持不决时，《八一宣言》为彭涛一方吃了定心丸。

    《八一宣言》以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0月，宣言首次发表于巴黎《救国报》。姚依林在北京饭店一楼一个法国人开的书店里读到英文版《八一宣言》，如获至宝。紧接着，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立即组织秘密学习。这些从国外传来的新鲜资料，让彭涛一方更加坚定。他们派人前往河北省委汇报，获得支持。

    此时，“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成立的消息已经传开。北平临委决定，于12月9日这天，由学联组织北平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

    学界大佬当年毅然走出书斋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民族危亡之际，一些后来成为学界泰斗的年轻人，纷纷走出书斋。

    这天天未亮，燕大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侯仁之，就站在了未名湖畔鸦雀无声的队伍中。在清华大学，兴奋了一夜的于光远也早早赶到大操场集合。于光远1934年成为清华物理系三年级的插班生。那时，他梦想成为一名大物理学家。

    这天的游行队伍最终被军警打散，但短短几天，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开始席卷全国。

    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这一天，北平临委再次发动大规模示威游行。据北大1933级学生韩天石回忆，“一二·一六”运动，全校超过90%的人都参加了。

    “一二·一六”大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被迫延期。1936年1月4日，500人左右的平津学生骨干，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兵分四路宣传抗日救国。与此同时，清华自行车南下宣传队也踏上征程。自行车队的副队长，是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钱伟长与夫人孔祥瑛，相识于“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里。多年以后，他还对作家孙晶岩津津乐道，“一二·九”运动是他们的媒人。（摘编自《北京日报》《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