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劝止农工党“光荣结束”始末

    1949年11月14日—2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以下简称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此时此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一个多月，整个北京城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喜庆之中。然而在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场上气氛却有些异样：一些代表情绪高昂，另一些代表却沉默寡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光荣结束”之争

    原来就在这个时候，各民主党派如民盟、九三学社、民进、农工党的部分人士眼看新中国诞生了，认为民主党派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民族解放、和平民主的目标都已实现了，民主党派没有必要再继续存在下去，可以自行解散了，说得好听一点，可以“光荣结束”了。

    这股风在农工党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刮得格外凶猛，争论格外激烈。在争论中还出现了一个怪现象：那些主张“光荣结束”的代表虽然只占少数，但慷慨激昂，气势逼人，而且被标榜为“代表进步的意见”；而那些不赞成“光荣结束”的代表虽然占多数，但却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的表现，不敢理直气壮地据理力争，只能情绪消极地听任大会的最后决定。

    当时会上有位年仅20多岁的代表格外活跃，他叫章师明，时任农工党南京市委负责人，他就是属于极力主张农工党立即“光荣结束”的代表之一。2002年，已80岁高龄的章师明写了一篇追忆那次干部会议的文章。他写道：“当时我在会议期间，不但找出各种理由主张‘光荣结束’，而且在会议住地已拟好了一份南京组织向社会宣告结束的启事，一旦会议作出决定，回到南京就将启事登报。”

    周恩来亲自出面劝止

    就在农工党面临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刚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知道了这一情况。他当即于11月22日上午邀请农工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民、季方、郭则沉晤谈，就农工党的前途、任务和作用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并迅速形成了一致的意见。

    紧接着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邀请出席农工党全国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到北京饭店会议厅，向大家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周恩来一开口便表示，他之所以请大家来此开会，就是为了表明他不赞成农工党“光荣结束”的立场。全场立即安静下来。周恩来接着说出缘由：“农工民主党不同于中共以外别的党派者，它是唯一具有革命传统基础的党。”

    周恩来又说：“农工民主党是一个政党，1927年以后断断续续存在了二十二年才有今天这样一个会议的举行，当然不能不考虑到党的历史性发展，借以确定今后的前途。诸位要很认真很严肃地来对待这个问题，通过冷静的分析，达到正确的结论。”说到这里，周恩来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就我看来，农工民主党还不是应该结束的时候呢。我以为农工民主党还有它的历史任务，不能让它无疾而终。一个革命政党不必害怕自己的消灭，但是农工民主党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周恩来的劝止，对扭转农工党“光荣结束”起了关键作用，避免了农工党“无疾而终”的严重后果。

    亲密关系非同一般

    周恩来为什么要在百忙之中亲自出面，极力劝止农工党“光荣结束”呢？

    众所周知，农工党是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成立的政党。其前身是中华革命党，因立场介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一度被社会称为“第三党”。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有不少共同点。这突出体现在农工党创建人邓演达在成立大会上宣读的《我们的信条》中：“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的唯物主义”“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的革命”“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等等。

    而从农工党几十年的革命历程看，也正是如此。如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农工党即于11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公开表态：“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作出决议：‘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

    抗战期间，蒋介石制造了多次反共高潮，农工党都旗帜鲜明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为此，中共中央多次表示“第三党是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政党。正因为如此，周恩来自然希望农工党在新中国建立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什么“光荣结束”。（摘编自《世纪》）